我和旭川中学关系的由来
余文祥
（转发者按：本文观点纯属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站观点，仅供参考）
旭川中学，在解放前是贡井盐业绅商集资创办的私立中学。我自1943年下期起到该校工作，除48年下期离开半年外，直到1950年3月才结束和这所学校的关系。
旭川名为贡井盐商集资经办，实际却为余述怀、余厚钦父子所把持。我和余述怀系族伯侄关系。我父亲自小即在余述怀经营的山货、酱园、井灶、盐号工作达三十余年，由学徒、店员、管帐、管事等职务，也逐步爬到小财主的地位，在高嗣经营一煤炭厂。后因他的鸦片烟瘾愈来愈大，剥削得来的田地卖掉了不少。当我读高中时生活已经相当困难了。
1939年春，我高中毕业后，一方面寒假大专学校不招生，同时也为了升学凑点路费。这年上期我在余述怀等贡井盐商创办的私立一育材小学教了半年书，同年秋我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我的志愿是学工或学医，兴趣不在当教师。当时读工学院或医学院均要自费，不是敌占区来的学生无资格享受贷金。师范生不仅免收学杂费，而且伙食费均由公家负责。这对我来说，自然是好机会。虽然违背我的初衷，但毕竟是读大学。何况教育系毕业的学生不一定当教师.(旧社会的中小学教师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可以从事教育科学研究或搞教育行政工作。
在国民党最高学府，学生很多是大地主，大官僚的子弟，像我这样的大学生，当然够寒沧了。就在我就读中大期间，余厚钦已任旭川校长一年多。他毕业于中央大学政治系(1936年毕业)、对教育很外行。旭川开办时的教师和教务、训育两处行政人员，多数是自贡及邻县的一批老师，其教育思想，教学方法，无容讳言是有些陈腐，较年轻的余厚钦自然感到很不满意，特别是当时自贡蜀光中学已由张伯岑为首的南开系统接办，声誉日隆。旭川如不将师资阵容加以更新，就很难立足自贡教育界。何况当时旭川师资来源太窄，就是凑足各种教学所需教师也不容易。
1941年春，余述怀父子因事到重庆，了解到我在中大读教育系，余氏父子就约我去会晤。结果，他们答应每月给我一笔经济上的辅助。我正处于十分寒酸的大学生涯中，就“饥不择食”地接受了。余氏父子的“义举”，简直是“雪里送炭”。但是，从此我就“卖身”于余氏父子，从那时起，我俨然成为旭川中学的“驻渝代表”了!举凡物色教师，购买图书仪器，以及到渝升学，就业的旭川校友，均由我接待、办理，毕业后我不得不回旭川工作，这就成为我解放前六年半的工作中，为地主、资本家及其政权代表—国民党反动派，充当一名文化走卒，对人民革命事业有着一定的罪过。
二、1943年下期到1945年的旭川中学。
我1943年暑期毕业，8月就回自贡，到1945年下期为止，这两年半的时间，我和一些中大校友苦心经营，旭川颇有起色。就解放前的旭川中学而言，这几年作为它的全盛时期，似乎不会言之过甚。兹就回忆所及的一些情况加以说明，
(一)教师阵容和行政机构
1、1943年下期随同我来旭川的有同班同学伏镇钧，袁有华、龚治黄、李宗泌四人。当年寒假及次年暑假，我通过直接或闻接关系，延聘中大师范学院各系科毕业生三十余人来旭川，作到了各科老师均系中大师院(少数系其他院系)同性质科系的优秀或较优秀毕业生，如国文教师有:伏镇钧、王殿选，郝作朝、谭安国、田隆祥、张政明、费大经等。英语教师有:龚治英、李宗泌、周秋树、陈书声、李世隆、李学禧等。数理化教师有:甘永祥、潘渊如，汪仪璋、李道胜、蔡昌球等。生物教师有:谢舜选，廖延雄、杨国芬、蔡大亨。史地公民科有:袁有华，李明?、李玉粤、赵邦权等。童军、体育、美术、劳作等科教师有:许汉文、孙朴方、卓启俊等。
此外，不属中大校友而来自国内其他大学的教师有:王道隆(武大)、刘极常(西南联大)、沈祖约(彻南师院)、何文凤〔西北师院)、陈仲贤(重大)、李克已(武大)、雷利坚(川大)、吴伯涵(川大)、郑景贤、陈浩如(均上海东亚体专)以及刘玉堂、杨华栋、张天运、林岚、阳堤、舒军、陈联义、陈国华等人(以上几人忘其毕业院校)，也都是这阶段各科骨干教师。
2、我初到旭川时担任教务主任职务。1944年上期，旭川校董会加聘我为副校长。开学后不久，余厚钦拟自费留美，赴蓉办理有关出国手续，我任代理校长，伏镇钧兼任教务主任。为了改变旭川学生学籍紊乱、升留级制度不健全及加强教学工作，教务处下面增设注册组和教学组，分别由李宗泌、龚治英兼任，同时袁有华兼训育主任(1945年上期改油田隆祥担任)，加强学生管理及思想工作。老教师林海容于1943年下期起改任女生部主任(当时女生部设在贡井南华宫，学校各处室设在男生部，相距一里许)，专门负责女生管教及女生部行政事务工作。由于林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在当时我们这批年轻人眼里觉得“落后”，因而1944年上期，改由我大学同班的一位能力很强的女同学宋玉英担任女生部主任。原旭川事务主任刘公鲁，系余厚钦主持育材小学时的得力助手，也作过该校校长，开办旭川的“元勋”之一。但我们认为他缺乏改革精神，学历不高。1943年下期改由我兼管该处工作(以后，先后由袁有华、饶克洗负责)，另由我族兄余茂儒作庶务组长，负责修缮、管理职工及对外的事务性交涉工作等。
通过上述教师阵容和行政机构的调整充实之后，旭川情况确实大有起色。当然，由于人事的更替，我也得罪了不少人，所谓“中大派”把持学校之说也由此而来。
(二)关于教学与教育工作
l、建立备课、听课、观摩等教学制度:
过去旭川老教师多，在教学经验方面是比较丰富，但多半是旧社会所谓的“教书匠，很多是因循守旧，一支粉笔、一本书(课本)就上课堂，无所谓备课;同科教师也难得切磋观摩，“各念各的经，各敬各的神”，课后也难得改作业和辅导学生(当时一批老教职员，就喜欢工作之余坐茶馆或玩麻雀牌)。
伏镇钧在我大学同班中年龄较长，为人很诚朴、忠厚，学习很踏实，工作很认真，我们均尊称之为“老伏”(解放前这一称呼，不仅表示亲呢，而且包含尊重之意)。他兼任教务主任期间，狠抓教师课备、听课和观摩等制度，对教师.要求较严格，主要学科均规定有一定的改作业和课外辅导的任务。
2、整顿学籍和严格升留级制度:
过去旭川学生，特别是校董或地方士绅子弟，他们来去学校自由，根本不理会什么学籍制度，升留级制度更无从谈起。当时地方上有句顺口溜:“梭班(指留级)、梭班，读旭川I，我们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挽回学校声誉，仿照南开系统接办蜀光之初的办法，严格升留级制度，留级一批学生、并退学一些多次留级的学生。就人数讲比蜀光那次留级、退学两百多人肴，旭川是少得多，但引起地方人士的责难也不少。由于当时校内“少壮派”当权(极大部份系外籍人和中大校友)，所以顶住了那些压力，整顿了各班学生阵容。
另外，由于高中一班(1942年春季招入)开始系男女分班，后来因人数逐渐减少(许多一年乃至二年后，重新考新生读蜀光高中)，为减少开支，加强教学，1944年春，我们将男女一班合并(这是开旭川历史上男女同班先例)，也曾引起校内“元老派”及一些地方绅者的反对。
3、充实与教学有关的图书、仪器和体有设备.
我毕业前就曾为旭川在重庆陆续购置一些图书、仪器，.但在我们到旭川后，感到这方面设备仍然很差。这阶段，我们在经费不宽裕情况下，曾经尽力之所及，作了相当大的努力。就图书讲，除原有商务声馆之<万有文库>第一集外、曾设法弄到第二集的一部份。在旧社会这一文库是较全面的。另外添置一套《鲁迅全集》和一些大学丛书<有关各科教师的主要参考进修书籍)，期刊报纸也增添不少。余厚钦留美期间，还购置一些美国书刊(如有英文版的《读者文摘》和<时代><生活>等杂志)，这在当时内地中学是相当不易办到的。他回国时还添置了些仪器。记得1945年期间，高初中理化生课程基本上都有教师的示范实验，少数高中理化重要实验，还可由学生到实验室作分组实验。当时校内体育场地虽然缺乏，但旭川公园地处男女生部之间，里面有足球场，200米跑道、三个篮球场及跳高、跳远、投掷场所。因此体育课及课外运动场地问题基本解决、球类及田径设备，我们也花了不少钱进行充实。
4、改建天后宫男生宿舍环境
1943年下期我到旭川时，天后官已作为男生宿舍及部份单身教师寝窒，学校事务处办公室、储藏室，伙食团，厨房等也在内，但条件很差。室内大殿(供师生进餐处所)尚有许多泥塑佛像。宫内东西南三面楼上即学生寝窒，但系敞厅，后面系高墙，无任何窗户;这样前不避风雨，后不流通空气，光线也差。袁有华认为旭川事务工作太落后，于1944年自告奋勇兼任事务主任，并着手改建天后宫:将大殿内神像集中封存于一角，将大殿改为宽敞的师生食堂。.三面楼上外墙开窗，内面增加夹壁，也留门窗，并将大门顶上原来的山墙卷曲屋顶改为平顶。这样从外面看去，子已不再摇像庙宇了。为此曾引起了诉讼。该庙系江西会馆，自贡江西籍老乡向法院告我们毁坏神庙，并由法院指名传讯我。我根本不予理睬，后经校董会及地方有关人士出面调停始告平息。
5、加强学生训育工作，开展各种课外活动
旧社会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当然要受当时政治影响。一般学校都离不开国民党教育部所规定的那套训教内容和方式。我和中大一些校友，多数是站在国民党立场上，拥护那一套方针政策，何况其中不少人在大学阶段参加过三青团(部份还是国民党员)，所以推行那一套就更加卖力。此外，严格有关管教学生的规章制度，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开展与教学有关的课外活动，这对提高教学质量也不无摔益。
首先，健全训育处组织:训育处下设训育组(这阶段系中大校友李世龙担任)，注重抓思想教育工作·军事主任教官刘正珊〔原中大军事教官)任高中生活管理组长，童军主任教练孙朴方(中大童军专修科毕业)，任初中管理组长。各班设级任导师(多半是任该斑的主要学科教师)，具体负责各班学生的训教工作。
其次，建立和建全有关学生学习、生活的各种规章制度，如教室、寝室、食堂、实验室、阅览室、运动场等方面的规则，以及请假制度、考试规则、奖惩条例等。
最后还规定各种会议制度:每周除有一次全校性的周会外，各班还有定期班会，训育处定期召开习11育会议、研究有关学生管教事项及处理学生申的重大间题，训育处全体人员及各班级任导师必须参加，有时还邀请校长、教务、事务两处负责人列席。
至于建立学生各方面组织及开展各种课外活动，在当时来看是一改过去“万马齐?"的境况。
(一)学生组织方面
有全校性的学生会，有三青团分团筹备处以及配合各科教学而成立的各种课外活动组织，如壁报社、歌咏团(我去旭川前已有“怒吼歌团”，由著名音乐教师陈颐仲领导，在市内较有声誉)。数理化等学科也有相应的课外活动组织，至于各种球队那就更加普遍了。
(二)学生课外活动方面
这阶段三青团的活动最突出。我到旭川前，原有三青团旭川区队，人数只几十人，由刘公鲁负责，隶属自贡分团.1943年下期到旭川工作的中大校友中，除伏镇钧外，其余几人均系在中大参加过三青团，其中龚治黄、袁有华在中大三青团组织内还比较活跃。而且，我们几个中大校友，在大学时学习成绩均较好，都有留学美国的打算。但我们几个家庭的经济条件，自费留学完全不可能。考公费留美罢，又没有深厚的政治背景，因此都希望有机会得到保送。凑巧，1942年三青团中央有保送对三青团团务作出贡献的团干部公费留美的办法，而当年第一批被保送公费留美的学生中，就有两名三青团中大分团的骨干分子:胡先进(原教育学院心理系毕业学生)、周光定(师范学院教育系42级毕业生)。我们想把三青团旭川区队扩大为直属省的分团(按1942年规定，省支团也可保送一定名额)，在作出“成绩”之后，可获得由省保送。这就是我们积极开展三青团反动活动的思想动机。
1944年春，余厚钦去蓉办理自费留美手续，由他向三青团四川省支团联系结果，同意我们扩大组织，但得先经过筹备阶段，条件成熟时再报批正式成立。
从1944年上期后阶段开始，我们首先在高初中高年级学生中大力发展三青团员，同年下期正式成立分团筹备处。在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虽然旭川三青团与自贡三青团组织上系同一规格，但仍然积极参加他们主持的各种重要活动，如“青年节”(3月29日)的三青团员检阅、游行，青年讲演、写作比赛等。当然，在其时自贡的几所私立中学中，旭川三青团的活动所谓最“出色”，屡获上级反动组织的“嘉奖"。
在校内，学生会主要负责人也是三青团骨干，因此两者经常联合举行各种比赛，如:讲演、辩论会、壁报比赛，歌咏比赛，球类比赛等。就其内容讲，当然基本上是符合国民党政府的要求，遵循其方针、政策的。不过当时尚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尚未分裂。我认为其时旭川三青团活动尚无明显的反共性质，而且均系公开活动。自然对学生的思想毒害很深:让学生拥护国民党、信任国民党，对革命起了阻碍作用!
在各种课外活动组织方面，这期间最突出的是“天南周报社”。该社原系高二班(先系男女分班，后合并为一班.)的壁报组织，由级任导师龚治黄指导，所出刊的“天南”壁报很有特色:一般壁报基本已是学生作文选登，而该壁报有新闻版，报导该校新闻、三青团活动情况等，还有社论(.一般是评论校内发生的事件)、副刊。内容丰富、编排新颖，很受师生欢迎。这也是和先后担任过该班语文课的阳堤、舒军(均系从事过多年报纸编辑工作)对他们的具体指导分不开的。“天南”壁报曾多次获得壁报比赛冠军。后来改为代行校刊，油印在校内发行，每周一次。也曾分赠给市内各中学及部分重要机关。
这阶段，我们也很重视学生体育、美术及手工劳作教育。
1944年起，每期均举行全校性运动会，平时每天几乎.都有球类比赛。也举行过美术作品展览，特别是举行过一次手工劳作展览。当时手工劳作是初中一门课程，内容有剪纸、竹工、木工、泥工、刺绣、缝纽、烹调等。担任这科教学的系国立美专专修手工劳作科毕业的女教师程文佩。她对上述手工劳作，既有专业理论，又有精湛技巧。那次展览系其教学几期的成果(学生优秀作品及部分教师示范作品)展出。我们邀请了旭川校董、地方士绅、学生家长及贡井机关团体负责人等前来参观。来宾很多，对一些展品均啧啧称羡。特别在那天会上展出有程文佩亲手指导学生搞的各种食品，邀请有关人士品尝，皆倍加赞许。
三、1946年到1948年上期，旭川日渐处于困境
(一)抗战胜利曾给我们带来暂时的欢乐: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大好消息的鼓舞，使我们对旭川的未来产生一系列美妙的设想。在这以前的两年多中，旭川各方面虽然呈现新的气象，但遗憾的是国统区物价日渐上涨，学校经费逐步出现紧张情况，教职工生活亦每况愈下。当时我们咬紧牙关。一心想苦撑到抗战胜利，一切情况都会好起来的。
1945年8月下旬，国统区物价猛跌，使我们误解为康庄大道即在眼前。就在这时候，我专程去成都住了半个月左右(住在西御河沿街余述怀的公馆里)。经省教育厅长郭有守(资中人，与余厚钦熟悉)在一次成都公私立中学校长的会议上，把我介绍给大家。随之我先后参观了蓉城有名的公私立中学，如成属联中、省成中、成县中等公立中学、树德、蜀华、成公、成城、建国等私立中学，取得不少经验。同时趁物价猛跌、到处抛售物资的机会，为学校添置了一批图书仪器。记得仅花“法币"十五元，就买得一部七成新的英文打字机。
(二)随着国民党发动的全国内战的到来，旭川就逐步陷入困境
谁知好景不常，抗战胜利不到两个月，物价又开始回升。同时部分中大校友或外籍教师，纷纷复员还乡。1945年下期开学后不久，就有骨干教师四、五人离校，以后期中又去掉一些。1946年上期，情况更加不妙。由于国民党的“还都"，外籍教师离去的更多。中大迁回南京，从中大校友中补宽教师希望甚微，不得不再从本市及邻县物色(多教系辗转介绍而来)，过去旭川整齐的教师阵容不再有了「
首先影响教学质量下降。训教两处负责人变动频繁，原走的规章制度多不能坚持，地方士绅(特别是校董)子弟，开始可以随便出入学校，又恢复到“梭班，梭班，读旭川"的时代了!
其次，教师阵容不齐，教育思想，教学方法分歧较大。
1974年以后，除课堂教学和作为国文课习作形式的壁报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课外活动。三青团工作，由于主要负责具体工作的几位中大校友先后离去，同时三青团保送公费留美学生一事，在四川也从未实现过。因此，1946年以后，旭川三青颐活动也基本上停顿，最后于1947年合并于旭川国民党区分部(学生三青团员保留“团籍”，.教职工三青团员转为国民党员)。
更使我感到棘手的是愈来愈多的时间用于解决学校经费和人事间题上，已无暇过间教学和训有工作。这是因为: 1946年春，余厚钦自美留学回国，名义上仍是旭川校长，但他大部分时间精力放在四川建设银行工作上。原来，抗战胜利后，余述怀和自贡部分大盐商将四川军阀刘肇乾等经营的四川建设银行接办。余述怀任董事长，余若南任总经理，余厚钦任副总经理。我以副校长名义，实际主持校内外全盘工作。
1945年以前，我代理校长期问，基本上没怎样考虑学校经费问题。每期学校所收全部费用均交与余述怀所经营的盐号保管，按计划由事务处负责人直接领取支付。.期末若经费不足，由余述怀负责筹措拨交学校支付。1946年以后，旭川校董会改组，学校经费改由贡井场商联合办事处按盐价抽取一定比例，这就涉及贡井所有盐商利益。旭川自创办以来，人事、经费大权均操在余述怀父子之手，而余又每以旭川为其事业之一而自豪，因之贡井盐场几家大盐商均不服气.
抗战时期盐场业务兴旺，获利甚丰。旭川经费所占比例很小，他们虽不甚乐意，但行动上并无大的阻难。1946年以后，川盐销路大减，加以物价飞涨，许多盐商感到无利可图乃至蚀本，因而对旭川经费负担不免斤斤计较。
余厚钦回国之后，事实上已无暇办理旭川，但仍挂名遥控，这不能不引起部分贡井大盐商心怀不满。1948年初，余述怀被击身死以前，他们还有些惧伯他的势力，有时不得不敷衍一下。余死后，他们和余家矛盾更突出，这些矛盾集中在经费和人事问题上，而又具体反映在我身上。
经费方面:每月学校教职工薪资及办公费，往往不能按期拨付，事务处负责人根本无法解决。只有我亲自跑有关部门交涉，有时甚至哀求才得解决。特别是每期末筹措不到费，其困难情况就更难言说了!
人事方面:1946年以后，旭川虽然缺乏师资，但校董或地方士绅所推荐的人，往往不够格、无水平。另外，介绍入学的学生，不是学习成绩太差，就是品德不良。这些事伤透.我的脑筋。突出的一个例子是。1947年下期，由校董黄象权.介绍体育教师胡略来旭川任教。由于有人向我介绍他学历不高，师德有亏，因而我未接受。结果黄象权之子和胡略一起.在天后宫门口鸣枪威胁(当时我恰好有事在天后宫内事务处办公室)，并扬言要对付我。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国内经济崩溃，‘国统区’人民展开了反饥饿反内战斗争。校内也出现了“学潮”，如:194了年下期，体育教师卿德明掌捆高八班学生黄栋梁，引起该班学生罢课两天。1948年上期，.教职工向校董会.要宋增加薪资，校董会拖延不决，部分教师罢课，学生起而声援。
四、1949年上期，旭川又有新的起色，
(一)、1948年上期末，我以上述经费，人事问题所苦恼，乃辞去旭川职务，应聘去重庆北陪兼善中学。我任教务主任，实际主持高中部教学领导工作。我虽然还兼教几节公民课，但较之在旭川，确实感到轻松得多。我读初中时，就有一位教师给我们介绍过北陪，他称它为“魔窟中的新天地”。卢作孚、卢子英等民生公司系统主要成员，系旧中国的实业家，在政治上是走“中间路线”。因而当时北碚政治空气较自由些，能读到一些革命的进步书刊。兼善师生均埋头钻研学问，认真教与学，校内见不到什么政治活动。
1948年底，余厚钦携旭川校董联名函件专程来碚，坚邀我重回旭川，并提出两项保证:一是经费由校董会全数负责 (按照盐价增提一定比例)，二是不干涉人事。我表示愿作考虑，原因是:
当时兼善经费发生很大困难，过去兼善经费除学费收入外，主要系兼善公司赢利收入拨付。解放战争时期，兼善公司经营的三项业务:兼善公寓和餐厅，面粉厂、农场，均濒于破产。1948年下期后阶段，几乎教职工薪资都不能按期发放。我在那学期中，患了一次阿米巴痢疾，情况相当严重。在北磅医院(抗战时期，江苏医学院的附属医院)的住院和医疗费用，由于学校无款垫付，我还付利息向兼善公司贷款，以后在几个月薪资中逐步扣偿的。这件事使我对兼善中学产生很坏印象。就当时在该校的中大校友和与他们要好的一批教师看，都有离开兼善的打算。
为了慎重起见，接聘之前，我专程回自贡一趟，那是1949年初的事。我到贡井时，首先去场联处，当即受到旭川校董们的仁热烈欢迎”，他们一再重申两项保证，并列举从盐价中按比例提取的旭川经费将是如何可观的一笔数字。后当我去学校会见老同事王殿选、刘极常，陈联义等人及一些高中学生时，他们均赞同我重回旭川。特别是我回自贡路经一重庆时，得读蒋介石发表的元旦文告，宣布“下野”，提出国共和谈的“大好消息"时，我又满以为从此和平有望，旭川又大有可为。于是在我离自贡重返北碚前，接受聘约重长旭川。并委托王殿选，刘极常等代为延聘旭川校内部分优秀教师，我在渝倍等地再邀请一批人到自贡。
回北碚后，我积极进行“组阁”工作，二月下旬我包租大卡车一部，偕同自兼善延聘的中大校友许子衍，龚绪云，李净泉、牟伯吉、曹庭礼、郝作朝、周文锐、扬锦华和原旭川教师李道胜、苏翔观及所联系的兼善教师陈德琳、.田开藩、毕克强、郭世贞等回到自贡。原在旭川多年的教师王道隆也从万县再回旭川。
在我偕同渝碚方面教师来自贡之前，还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插曲，情况是这样的:
我决定去接聘任旭川校长重回北暗后不久，旭川校董会负责人胡少权函告我，说我聘请了校长林孝可任内(48年下期)的教师梁金海、余先机、李伯衡。来函虽不便提出明显的反对意见，而是“委婉地”说:余、梁二人是工948年旭川“闹事”的为首者，李则“道德败坏”(后类是指与学生谈恋爱)。他们为我着想，希望不再聘请。并说一定要聘的话，他们一也不便干涉，只是以后校董会将不再负责学校经费事宜。
我接信后，感到很气愤，当即复函表示要坚决尊重聘约(三殿选，刘极常等老同事已为我发了草聘)，而且申明:校董会如违诺言，我也就毁弃重长旭川聘约，并将上述意见函告王、刘等人。不久，王、刘等人急电我，大意是余、等问题决不使我为难，希望速归。回自贡后，此事虽告顺利解决(余、梁二人另就他校聘，李则由校付给两月薪金作为路资返回川南某县原籍)，但我始终感到遗憾，对校董会某些人的不讲信用感到愤慨1
(二)1948年上期，龚绪之作教务主任，许子衍作训育主任，陈德琳作体育主任，毕克强作军事教官，傅淮一作事务主任。高初中高年级均配备原旭川、兼善和另外延聘一些优秀教师。女生部早在1947年下期“述怀楼”建成之后已迁来男生部，这样统一指挥，不再有男女生部之别。一时间教学方面又大有起色。
这时，我主要精力仍放在校外解决经费。因1949年4月国共和谈破裂之后，旭川经费仍是一大问题(校董会的保证又落空)，校内教学，教育工作均委之龚、许等人。他们当时虽非革命党人，但思想进步，坚持他们在兼善中学的思想作风，对学生课外活动大力提倡，同时在校内不加什么限制，因此全校空气又十分活跃，学生社团甚多。活动面较广，以进步学生卢顺清，胡昭曦，王秋苹，戴墩谷等人领导的“鸽鸽社”最为活跃，人数最多。当时我们对师生参加政治活动的态度是:在校内，我们要求有一个安定的读书环境，不参加校外任何党派组织领导的活动(市党政机关当时召开的所有会议，我都没参加，也没派过代表参加)。对当时蜀光，工专地下党所领导的学生民主运动，学校不提倡学生参加，但也不阻止师生以个人名义前往，但声明如遇啥问题，学校不负任何责任。因此这一年(特别是1948年上期)”旭川教学秩序基本正常。临解放前一月多时间，进步教师王道隆，龚绪之，刘极常、王殿选，肖·眨溶等组织“应变委员会”保护学校，顺利地迎接解放，解放后不久，学校秩序就基本正常。
(二)1949年上下期(特别是上期)旭川各项工作虽然有起色，但在经费方面却愈来愈困难，1949年上期末，旭川校董会以盐场破产，无法维持旭川经费为由，提出今后旭川经费自给自足，校董会不再过问，.这是校董会的彻底毁约。我再次感到非常气愤，一些教师(如许子衍、郭世贞、罗达仁等)也愤而离校，但多数教师一时间感到无法立刻他去、特别是四川解放已基本成定局，他们不愿再流动，认为再坚持一、二期，解放了就会出现新的局面。我们决定不再依靠校董会，就自给自足吧l
根据上述原因及当时国民党银元券的极度贬值，我们这期对学生应交的学费及住宿主伙食费，全部调换成实物—碛米，教职工薪资也全部以实物支付。这一决定使学校能如期开学，师生生活也基本上获得保障。但后来却出现意外，不仅影响师生生活，更使我心力交瘁，物质，精神均受到极大损失!经过是这样的;
1949年下期开学所应收实物(碛米)共约1.050石左右，考虑到债米会成色参差，干湿不一。当时气温尚高，校内又无大的粮库，因此这笔为数不小的粮食，保管成了很大问题。因此我们鼓励学生尽可能交米票(即当时贡井几家米厂的米票)，有困难的才交实物，结果学校收到的实物仍有几百石，而米厂所出的米票也不便久存，怕米厂倒闭(当时自贡米厂，商店倒闭的情况屡见不鲜)，所以开学后，除留存少数实物作师生食用及提前发给教职工两月薪金外，余下约六、七百石分别借给一部份校董和地方人士(余厚钦，余伯钦，金志贤，杨树皋，黄象权，杨恩和等)。我想这些人既有资财，又与旭川有密切关系，比学校储存还保险。
那知道，自贡解放前两月左右，那些借米中的绅商，或则抽走其业务上的资金，避走他乡，或则借口业务面临崩溃，自家的职工天天登门要帐已难于应付，对旭川米帐无力偿还。约在49年10月下旬起，直到50年春，我每天清晨即偕同事务主任辜勉拼出门讨债，深夜始归，校内工作基本无法过问。临我市解放前夕，收债之困境难于想像，有时简直类似“乞讨”。即使归还，每天为数多则一、二石，少则几斗，而且多数是花盐票，还得持往盐垣向盐贩子掉换大米或银元，然后持回学校以维持师生伙食和部份教工生活急需开支。有几次收入不够当天开支，几乎使师生断炊，逼得我变卖结婚戒指和衣服来维持。
1950年初，为解决部分绅商借故拖欠米帐不付，我不得不诉请贡井公安分局(应时贡井尚无处理
民事的法庭)，请求协助解决。结果，所借之米，仍有部份未收回，即如与旭川有密切关系的余厚钦，其所借之米约有30石未归还。甚至在我出示借据时，竞蛮横无理，当场撕毁借据。
50年三月我辞职离旭川之后，部分与我有戚谊关系或同学关系的教职工，应得之一、二月薪金全部或一部分，竟不了了之!至于结欠工人的工资，我变卖家具衣物及从工资中赔续偿付，虽未结欠分文，但由于拖延时问甚久，内心深感歉疚!
总之，回忆解放前我在旭川的六年半时间，对比解放后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活，真是一苦一甜:难以尽述，回忆所及不过其部分尔。
来源：自贡旭川中学 编辑：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