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1995年修《自贡市贡井区志·谢奉琦传》第508——611页）

一、求学旭川书院，萌发革命之志

苍翠的天池山麓，蜿蜒的旭水河畔，有一所文化底蕴深厚老牌名校四川省重点中学、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365备用线路检测。而旭川中学的前身就是我曾祖父谢奉琦曾就读过的旭川书院。清代中晚期，自贡地区有五所书院，其中贡井有两所，而最有名气的是旭川书院。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荣县知县宫鉴桂在贡井文昌宫内建旭川书院，因贡井在唐时隶属旭川县，故名“旭川书院”。 曾祖父谢奉琦早年就读于私塾，于1902年（光绪28年）入自流井炳文书院，后转入贡井河街旭川书院就读，学业优异。曾祖父谢奉琦勤奋好学，关心时务，憎恶科举制度。时值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他主张“科举非改革不可，八股非废去不可。果尔，则人民思想必富，思想富，则国家前途乃有起色。否则，睡狮沉沉，不亡何待？”。在旭川书院求学期间，他深受“戊戌变法”启迪，看到泱泱中华任人欺负、宰割非常痛苦，萌发革命之志。对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廷丧权辱国愤慨万分，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素闻东邻日本原极贫弱，自“明治维新”后成为亚洲强国，遂决定东渡日本求学。在中华民族遭受苦难之际，曾祖父谢奉琦就是在离开河街旭川书院时怀抱一颗赤子之心，迈着坚实的步伐一步步走上辛亥革命左将军的革命之旅，至今还能从他慷慨激昂的就义诗中，找到书院厚重的文化底蕴影子。自古以来，不论私塾、书院还是今日大学，先师们传播了卓越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学生们培养出高尚的品格，担起了社会责任。曾祖父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和他在旭川书院的这段学习经历是分不开的。

二、东渡日本留学  以拯国难民难

为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曾祖父谢奉琦踏上了东渡日本求学之路。曾祖父之所以选择去日本留学，是因为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也极贫弱，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民努力学习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通过“富国强兵”使日本跻身于世界列强，逐步发展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也是亚洲第一个实现民主制度的国家。因此决心去日本学习“明治维新”之法，学习日本先进的技术，然后投身救国自强的大潮中。

1904年（光绪三十年）曾祖父谢奉琦辞别妻子及亲友，先于成都入“东游预备学堂“学习日语。同年与亲友黄治皋、傅缉生等从重庆乘船东去，经上海转日本。其学成之后报效祖国之心，可以从他偕其戚友黄治皋、傅缉生等人，经过三峡沿长江东下，船过夔门的时候，中流风急，船触礁石，眼看马上就要倾覆了，舵手失措，众皆惊哗，他却危坐不动，神色坦然，并赋诗一首。今天读来，其情其景，可见之一斑。诗云：

匆匆荡桨下渝关，

风雨羁人意往还。

回首西藩无净土，

矢心东度恋神仙。

家庭任系思亲念，

途次多亏壮士言。

盼到文明输入后，

数年应自谢阿蛮。

曾祖父谢奉琦来到日本后，和同去的戚友住在东京久宝田方，后来考入成城学校，与吴玉章等同学。1905年考进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理化系，与李肇甫、蓝子良、詹鸿章、丁淑屏等为挚友，和他们一起交流甚广，切磋益深，共同译辑理化教科书，拟于付梓。1905年7月，孙中山、黄兴、 陈天华 等70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7月中旬，孙中山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1905年7月20日，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1905年8月22日，谢奉琦由孙中山、黄兴为主盟人加入中国同盟会，深得孙中山、黄兴等器重，委以调查、评议等职。可见，我曾祖父谢奉琦是中国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也是荣县第一个加入同盟会的人。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发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对中国留日学生以种种歧视，曾祖父谢奉琦知道后，与留日学生奋起抗议，并要约同学去中国驻日公使馆严词正告公使，劝其合力抗议，以免妨碍中日邦交，慷慨呈词道：“此议若行，不仅不利于学界，而于国交2亦大有妨碍，关系匪浅，宜早为计，速开大会，合群力以争，事乃易寝；否则将溃不可收拾。”被公使拒绝。曾祖父谢奉琦同留日学生罢课抗议，并与吴玉章等同学奔走于东京、横滨、上海、苏州、南京之间，寻求社会声援，在社会各界舆论压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取消这一《规则》。年轻谢奉琦的革命意志和组织能力初露锋芒。事后，曾祖父谢奉琦仍回东京，返回早稻田大学继续深造。

三、肩负革命重任  领导叙府起义

1906年，孙中山先生为推翻腐败清政府，积极筹划军事起义。1906年6月，孙中山派黄复生、熊克武、谢奉琦回国，为四川主盟人。曾祖父谢奉琦回到四川，主要负责宣传组织工作。曾祖父谢奉琦谋略颇有远见，深得黄复生、熊克武赞许。曾祖父谢奉琦在四川积极从事革命宣传，发展革命组织，建立军事据点。在泸州创建了同盟会川南分会，先后在川东、川南各地发展同盟会会员数百人。为扩大组织、建立据点、运动新军作了大量工作，往返于成都、重庆、泸州、叙府（今宜宾市）之间10余次，并在成都草堂寺多次召开军界、学界、部分革命党人会议。1907年夏初，谢奉琦到宜宾组织武装起义。他发展会员，联络势力，可谓呕心沥血，同盟会决定以叙府[今宜宾市]起义为要枢，兵分四路[即叙府、泸州、成都、永宁（即今叙永）等四路]，分头在各地起义。并决定在1907至1908年间发动起义。叙府起义时间定为1908年1月26日。殊因事机不密，全盘计划竟被土豪雷东垣所出卖，清知府宋联奎乘势大肆捕杀革命党人，死难革命志士200余人。革命党人被迫分散转移，曾祖父谢奉琦化名为“苏醒“，隐蔽于老家贡井，待机再起，处境十分危险。友人劝其远避他乡，他怕自己一个人走后会株连别人，所以留贡未去。

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英雄气概

清知府宋联奎悬赏缉拿首领谢奉琦，曾祖父谢奉琦处境十分危险，友人劝告他说：“玮頫君，赶快逃走吧，现在还来得及！”曾祖父谢奉琦答曰：“吾首倡义于吾州，讵料中偾，己策不善，于人何尤。丈夫死则死耳，去亦何为?且事败而图苟免，非勇也!吾方以节义声天下，振民懦，激来者，吾安之。且吾去，必多株连，孰若拼一命以纾他人之死，彼不死者，得鉴我微诚，续踪而起，计万全以企其成，则吾虽死而不死亦！复何惧乎!”曾祖父谢奉琦坚留不去。1908年3月10日，叛徒汪蔚然于自贡贡井将曾祖父谢奉琦诱捕。

曾祖父谢奉琦被捕后被从贡井押解叙府（今宜宾）途中，有坏人密告清吏说曾祖父谢奉琦有飞檐走壁的功夫，于是清吏就刺穿谢奉琦的锁骨，用铁链穿过锁骨而押解行路。其残暴令路人目不忍睹。而曾祖父谢奉琦强忍着剧痛，昂首挺胸，泰然处之，沿途还不断对众慷慨陈词，痛骂敌人，鼓吹革命，号召人民“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以唤醒民众，在场的群众无不为之动容。曾祖父谢奉琦在狱中，府官宋联奎威胁利诱，软硬兼施，宋联奎说：“若能供出同党，即释汝，不然决死。”，曾祖父毫不理睬。1908年3月27日，在叙府（今宜宾）一洞天街口刑场，临刑时曾祖父索笔赋绝命诗一首：

“中原多故祸燃眉，草泽人怀造国思，

富贵无亡耕陇上，诗成泣下数行时。”

曾祖父谢奉琦凛然就义，时年26岁。充分体现了他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谓革命英雄主义气慨。

1912年3月18日，蜀军政府公布谢奉琦为四川死义烈士。同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颁行恤典，追赠谢奉琦为陆军中将左将军，在其就义处建“谢将军祠”（今宜宾市中医院处），将叙府一洞天街改为谢将军街，烈士家乡贡井新街至长腰滩一段路，曾以烈士号命名为“玮頫路”（今和平路），赠其故居（贡井院子坝）匾书“谢左将军府”，“以慰忠魂，而垂不朽”。 （1995年修《自贡市贡井区志·谢奉琦传》第508——611页） 

曾祖父生前领导的一系列壮起义，是四川辛亥革命的先声，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在四川的反动统治，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革命热情，促进了全川革命形势的发展。此后，武装起义连绵不绝，保路运动如火如荼。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风暴席卷全国，一举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

五、继承先烈遗志  弘扬人文精神

曾祖父谢奉琦牺牲的时候，他的儿子（我的祖父）只有两岁。而他的妻子（我的曾祖母）终身守寡，含辛茹苦地养大了烈士的儿子（我的祖父）谢育贤（1905——1988年）和孙子（我的父亲）谢敦和（1926——1995年）（我的祖母在父亲只有一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父亲是曾祖母一手带大的），在艰难的环境中，培养了两代大学生，我祖父和我父亲都毕业于著名大学——四川大学。祖父和父亲尽管人生坎坷，身处逆境仍不忘忧国忧民，尽管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却终身与诗书为伴，传承了谢家的光荣传统，靠着顽强的精神生存到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祖父和父亲都得到了平反（我祖父解放前曾在自流井中学、荣县中学、荣东中学任国文教员，由于历史的原因，受到极不公正的代遇，父亲1957年被划成右派）。我1982年到成都上大学后就离开了四川自贡，1986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昆明工作后就很少回四川自贡。因为祖辈的不幸遭遇，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不愿意再提家族的事，只想过自己平静的生活。

今年9月我有幸来到上海，到中国名牌大学复旦大学做访问学者，师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生导师徐以骅教授。我听了多场名家讲座，也听了多位教授的课，他们虽然生活在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但仍不忘忧国忧民，为国家的前途出谋划策，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深深地打动了我，是复旦大学的人文精神激发了我提笔写下这篇文章，来纪念辛亥革命先驱我曾祖父谢奉琦烈士牺牲100周年。我的曾祖父为了国家的兴亡、民族的振兴，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了把21世纪的中国塑造成王逸舟教授所描述的：“一是富强文明的中国、二是民主自由的中国、三是统一完整的中国、四是完全负责的中国。”的新国家形象，我们都应该出一份力，这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为了继承先烈遗志，弘扬人文精神，我应该为曾祖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尽快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这样才对得起他追求国强民富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同时也为故乡打造历史文化名城做点贡献。

我作为曾祖父谢奉琦烈士最亲的直袭后人，我很希望自贡有关部门：

1、对谢奉琦烈士的故居能得到应有的保护，恢复谢将军府的本来面貌，把它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作为人文旅游景点，这也是一笔无形的财富。谢奉琦烈士的故居已经面目全非，面临被拆迁的危险，希望有关方面尽快抢救这笔遗产。

2、 把“和平路”恢复为“玮頫路”，还历史的本来面貌。（1912年3月18日，蜀军政府公布谢奉琦为四川死义烈士。同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颁行恤典，追赠谢奉琦为陆军中将左将军，在其就义处建“谢将军祠”（今宜宾市中医院处），将叙府一洞天街改为谢将军街，烈士家乡贡井新街至长腰滩一段路，曾以烈士号命名为“玮頫路”（今和平路）。）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追谥谢奉琦为陆军中将,宜宾人民为了纪念叙府起义牺牲的烈士,在谢奉琦当年就义的一洞天街改建原清代千总衙门为谢中将军祠,把街名也改称将军街，并一直沿续到今天。

作为烈士的故乡，却在解放后把“玮頫路”改名为“和平路”，改革开放都30年了，还没有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3、把谢奉琦烈士的塑像搬迁到旭川中学，因为我曾祖父曾就读于旭川书院，这样即有利于对烈士塑像的保护，又对旭川中学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我曾祖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是学理化的，希望旭川中学的理化实验大楼能命名为“玮頫”楼。（谢奉琦，字能九，号玮頫）。早稻田大学是世界知名大学，今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时，还在早稻田大学大学发表演讲。

这样可以提高旭川中学的知明度，打造贡井旅游的软实力。

附：1994年12月在自贡市贡井区政协的大力推动下，由台湾张炳荣无私捐资鼎力相助，经区志办庄严主任和付晓东文馆所所长等同志的操劳，终于在贡井体育场边锦绣园内塑造了一尊谢奉琦烈士像。

       谢奉琦塑像访汉白玉外敷铜粉，身高15米，设计师为林志亨。该像显示了烈士当年英俊豪杰的风貌，令瞻仰者肃然起敬。

附：赵藩：从同情革命到投身民主革命    周竞红

赵藩(1851—1927)，字樾村，一字介庵，号仙，晚年号石禅老人。白族，云南剑川县向湖村人。幼从父赵联元学，5岁授书，过目成诵，有神童之誉。25岁应省试，举乙亥科第四名举人，后多次赴京应试不中。先做过易门县训导、云南盐署幕府，后被云贵总督岑毓英聘为幕府及家庭教师，深得岑氏父子赏识，其政治生涯开始与岑毓英父子结下不解不缘。岑毓英去世后，到四川任酉阳直隶州州牧、川东土税局督办、四川保商局督办、盐茶道兼综理通省厘金、永宁道道台、四川省臬台、四川省分巡使等职，官至二品。吴玉章先生称赞他是清朝官员中的开明人士。1908年因大力营救计划在叙府起义事泄被捕的同盟会员谢奉琦未果后辞官归故里剑川。

赵藩从政过程中对时政极为不满，并曾作诗以讽之。对时政的不满促成了他对革命的同情，特别是“谢奉琦事件”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908年，同盟会员谢奉琦计划在叙府（今宜宾）起事，不料事先泄密，不幸被捕。谢奉琦在公堂上慷慨陈述，大义凛然，使赵藩深受感动，并上书当时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请求宽免。但他的请求未被采纳，于是谢奉琦被杀，赵藩深感惋惜。谢奉琦的死对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他从对政府不恤民情的不满发展到同情民主革命，以至决定此后不再效力于清王朝，就此辞官，回乡闲居。 

——《中国民族报电子版》http://www.mzzjw.cn/zgmzb/html/2007-12/14/content_27530.htm

(本文曾经《四川文史资针选样》第一辑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选录。)

参考资料：

谢奉琦（1883~1908），字能九，号玮頫，清光绪8年12月9日（1883.1.17）生，自贡市贡井区蓆草田院子坝人。光绪28年（1902）入富顺县自流井炳文书院，后转贡井旭川书院。光绪30年（1904）到成都东游预备学校攻读日语。同年，东渡日本求学……（1997年《自贡市志·谢奉琦传》，第1527页）

谢奉琦，字能久，号玮頫，荣县贡井乡（今自贡市贡井区）人，1884年（清光绪十年）生（一说生于1882年）。谢奉琦弱冠就学于富顺炳文书院，后转学贡井旭川书院。……1908年3月，谢奉琦[在叙府]惨遭[清政府]杀害……临难时……赋绝命诗一首：“中原多故祸燃眉，草泽人怀造国恩，富贵无亡耕陇上，诗成泣下数行时。”1912年3月18日，蜀军政府公布谢奉琦为四川死义烈士。同年，孙中山颁行恤典，追赠谢奉琦为陆军中将，谥左将军。叙府群众也建将军祠纪念他。（《四川省志·人物志·谢奉琦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7页）

谢奉琦（1882~1908），字能九，号玮頫，光绪八年十月二十九日（1882.12.9）生，荣县井贡[贡井]乡（1939年建自贡市，贡井划归自贡）人……幼年就读于私塾，光绪二十八年入富顺炳文书院，后转学贡井旭川书院。他勤奋好学，关心时务，憎恶科举制度。时值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他主张“科举非改革不可，八股非废去不可。果尔，则人民思想必富，思想富，则国家前途乃有起色。否则，睡狮沉沉，不亡何待？”……光绪三十年，毅然辞别刚结婚三年的贤妻刘仲仪，到成都东游预备学校，攻读日语……（1993年《荣县志·谢奉琦传》，第568~570页）

    作者：谢念亲，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在上海复旦大学做访问学者。